1976年10月6日，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的附近，摄影师杜修贤接到了江青的电话，急忙带着相机赶到毛主席生前的住所。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次看似平常的拍摄将成为记录江青最后一段自由时光的珍贵影像。江青希望拍照，杜修贤遵循自己的工作习惯，不加多问，迅速调整设备，选择拍摄角度，按下快门。在镜头中，江青显得自然自在，毫不拘束，身边的人们未曾预见到，几小时后局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拍摄结束后，江青和一行人又前往了附近的景山公园，苹果树上结满了鲜美的果实。在树下，她不等他人指引，便爬上树摘苹果。杜修贤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将这生动的一幕定格下来。“别动，再来一张。”随着快门声响起，这组照片在完成后，众人便各自离开。当晚，中央采取了措施，江青等人被隔离并审查。杜修贤没想到，自己拍摄的画面会成为江青政治生涯中最后的自由时光的见证。

有趣的是，杜修贤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摄影师之路的。他出生于陕西米脂，少年时代历经艰辛，12岁便开始为人打工。14岁时，他怀揣梦想走出家乡，独自前往绥德，想要就读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然而，当他来到校门口时才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识字不多，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写好。正当准备离开时，一名工作人员叫住他：“小同志，愿意当勤务员吗？”杜修贤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后来，他伴随学校教员前往延安，从此得到了接触革命工作的机会。1944年，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开设了摄影训练班，他报名学习，开始与相机结缘。

当时的延安，摄影器材非常有限，拍摄并非易事。胶卷稀缺，冲洗条件简陋，拍摄机会也不稳定。但是杜修贤却展现出不屈的斗志，别人练习一次，他则多练几次；人们认为可以交差的照片，他则要不断琢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摄影基础逐渐打牢。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新华社工作，1960年，他在34岁时被派至中南海，担任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对于他而言，这不仅是技术岗位，更是一个要求高度纪律的工作。在总理身边拍摄，他必须了解什么场合该拍，什么位置不得随意靠近，何时应近身，何时要后退。周恩来对工作细节的严格要求，使得杜修贤在职务上更加谨慎。

杜修贤后回忆道，自身很少主动要求与领导人合照。当他忙于拍摄周恩来与其他记者合影时，他的旁观更显羡慕却始终未开口。拍摄结束后，周恩来却询问：“怎么没人给我和老杜拍照？”“老杜”这个称呼犹如亲切的朋友，而背后则是长期合作的信任。杜修贤在中南海工作了16年，随同周恩来出访多国，然而合影并不多。对他而言，完成拍摄任务的重要性远超过照片中是否有自己。

1970年起，他还承担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任务。在天安门城楼的重要活动中，拍摄位置往往受限，正面视角更是难得。为了捕捉到理想的画面，杜修贤曾将身体探出栏杆。周恩来见状，曾拽住他的衣角提醒：“掉下去怎么办？要镜头不要命了？”杜修贤只是微笑。摄影师的本能让他始终想要定格最关键的一刻，但在中南海的工作也教会他，拍摄不能依赖冒险与冲动，安全与纪律同样重要。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由于其到达北京的日子，杜修贤提前勘察了现场，为拍摄安排好位置。在尼克松还未站稳时，他迅速按下快门，捕捉到了双方握手的瞬间。照片中，尼克松的手急切伸向周恩来，后者则显得稳重。后来，这张影像被选用并公开，准确记录了当时外交场景中的气氛。杜修贤不仅手快，也手稳，能迅速对焦，并且尽量不打扰现场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身体也因工作留下职业痕迹：左眼常年对着取景框，两肩因为装备负担而不平，走路时则习惯轻手轻脚。

杜修贤与江青的关系早在延安时期便已有所交集。江青曾听吴印咸教授摄影课程，而杜修贤同样出自于此，因此在中南海两人偶尔会就摄影进行交流。1964年国庆期间，江青在观赏焰火时向杜修贤请教拍摄技巧，他给出了一些关于曝光、取景和快门配合的建议，江青尝试后拍出的焰火照片效果很不错。1975年夏季，江青与毛主席秘书张玉凤的合影由杜修贤来拍摄。然而，在任何场合，杜修贤都从不借摄影师的身份谈论领导人的私事。对向他打听中南海内情的人，他常直接回应：“我只负责拍照，别的事情不说。”这句话伴随他整个人生。晚年离开摄影工作后，杜修贤逐渐对相机失去了兴趣，70岁后几乎不再拿起相机，问及原因时他说：“我这一生已经拍得够多了。”杜修贤家中保存了许多照片，其中不乏记录新中国重要历史场景的珍贵纪实。2014年，杜修贤因肺癌在北京辞世，享年88岁。这个曾在中南海和重大新闻现场穿行的摄影师，留下的不仅是照片，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